特别报道：请与我比邻而坐——伦敦中使馆前持续了24年的和平抗议

伦敦中国使馆对面，一场24小时接力和平请愿已经持续了24年。没有宏大的舞台，只是一批普通人，一班接一班，静静地坐在那里。有人匆匆走过，也有人停下脚步，甚至坐到他们身旁。《请与我比邻而坐》记录这场跨越二十多年的守候，也追问：究竟是什么，让普通人坚持这么久？

L3｜《请与我比邻而坐》——回顾伦敦中使馆对面24年全天候的接力请愿

2026年6月5日，凌晨两点。

伦敦并没有真正睡去，汽车仍然从Portland Place驶过，出租车、夜班车辆、晚归的人，偶尔还有拖着行李箱的旅客。

马路的一边，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另一边，靠近皇家英国建筑师协会RIBA，一个人安静地坐在AIBA门前的人行道上打坐。没有扩音器，没有愤怒的人群，也没有一遍又一遍高喊的口号。

旁边是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展板，还有一个木制储物柜。柜子里放着坐垫、雨衣、帐篷，传单，人权征签表，和炼功音乐的播放器，和其他值班需要的用品。晚上需要时，可以搭起一个矮矮的小帐篷，让守夜的人暂时躺下来休息。近几年又添了一把花园里常见的大伞，下雨时撑开，夏天阳光太强时也撑开，还有一个太阳能的台灯，晚上可以坐在低矮的木板上读书。

这就是这个抗议点的大部分器材。

24小时守望的来源

2002年6月5日，江泽民访问冰岛前夕，冰岛拒绝准备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入境。消息传开后，英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伦敦中国大使馆前，开始了24小时连续抗议。

那时候，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迫害的始作俑者江泽民还在欧洲，那我们就在中国大使馆前持续抗议。

于是，白天有人，晚上有人，深夜还有人。特别是从外地来的学员，那几天就一直待在大使馆对面的街道上。这样的24小时连续抗议持续了几天，直到江泽民结束行程回到中国。

按原来的设想，这件事到这里似乎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可是，几位英国法轮功学员坐下来商量时，一个问题摆在了面前：

江泽民回中国了，可是中国大陆的迫害结束了吗？

没有。

对他们来说，更难回答的问题随之而来：

既然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仍然在没日没夜地遭受迫害，为什么海外的抗议却要因为江泽民结束访问而停止？

几个人商量以后，作出了一个当时看来并不惊天动地的决定：

那就继续。

但是，每个人都有工作和家庭，不可能让一个人一直坐在那里。

于是，他们开始把一天分成不同的时段，大家轮流到中国大使馆前静坐。后来逐渐形成以四小时左右为一个时段的轮值方式。

再后来，协调人高郁冬把轮值安排整理得更加有序。随着技术变化，今天大家使用的是共享的Google Sheet：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哪个时段已经有人，哪个时段还空着；愿意承担的人，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填进去。

没有老板。没有工资。也没有谁命令另一个人必须来。

支撑这个轮值表的，就是当年几个人商量时形成的那个最朴素的逻辑：既然迫害还在继续，我们的抗议也不应该停止。

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决定会一直延续到二十四年后的今天。

从2002年6月5日中国当时的党魁江泽民访问冰岛前夕，冰岛海关拒绝法轮功学员入境，英国法轮功学员就在中使馆前开始了24小时的持续抗议。

那时，海外不少法轮功学员到冰岛去抗议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但中国大使馆给冰岛海关一个黑名单，凡是法轮功学员都被拒绝入境。但时候，冰岛民众得知此事后，还专门在报纸上

如果是冬天，尤其圣诞节前后，真正难熬的是冷。

伦敦很少有北欧那样的严寒和厚厚积雪，却常常是风、雨和湿冷一起袭来。寒风沿着Portland Place穿过去，冷雨有时夹着雨雪。衣服穿了一层又一层，寒意还是会一点点钻进来。

后来，有人甚至穿上带电池加热的衣服。

还是冷。

坐久了，手冷，脚冷，整个身体都冷。

很多值过冬班的人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实在冷得受不了，就站起来炼功。

动作慢慢开始，手脚渐渐暖起来，有时整个身体都会暖起来。

功炼完，再坐下来。

风还在吹，雨还在下，伦敦的车流仍然从眼前经过。

然后继续等。

等下一班人来。

一个四小时，交给下一个四小时

如果要理解这场守望为什么能够持续二十多年，也许首先不应该看“二十四年”这个巨大的数字。

应该先看一个很小的数字：

四小时。

这里长期采用四小时左右一个时段的轮值方式。

没有老板安排谁星期几来，也没有人给参与者发工资。大家使用一个共享的Google Sheet排班表。谁愿意承担某个时段，就在手机上打开表格，把自己的名字填进去。

长期承担主要轮值的，其实也就是十多个法轮功学员。

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

有人工作，有人经商，有人做科研，有人有家庭和孩子，有的人住得离伦敦市中心很远。

可是，一旦在Google Sheet的那个格子里填上自己的名字，就意味着上一班的人会等着你。

四小时到了，接班的人应该出现。

如果临时有事来不了怎么办？

通常会尽量找别人补上。

如果一时没有人能来，已经在那里的人往往就继续留下。

四小时可能变成六小时，甚至八小时，直到有人来接替。

因为从这场抗议开始时，他们就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

迫害一天不停止，抗议一天不结束。

2002年6月，伦敦法轮功学员开始在中国大使馆对面进行昼夜接力的和平抗议。

那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会持续多久，更没有人制定过一个“二十四年计划”。

他们只是觉得，中国大陆的迫害还在继续，那么这里就应该有人。

先把今天守住。

然后是明天。

再然后，是后天。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

伦敦换了市长，英国换了首相，中国换了领导人。智能手机出现了，社交媒体改变了世界，一代孩子出生、上学、长大。

后来，甚至有路过这里的伦敦人说：

“我童年的时候，他们就坐在这里了。”

二十四年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传奇

如果要把这段历史写给英国读者，有一个事实也应该讲清楚。

疫情最严格的封锁时期，正常的固定轮值一度无法像以前那样进行。

但是，抗议点并没有被完全丢在那里。

住在附近的法轮功学员每天早晚仍会过来看看，检查展板、木柜和其他物品是否还在、是否安全。疫情限制逐渐放松以后，正常轮值又恢复了。

今天，白天各个时段基本一直有人。深夜到清晨，因为人手以及每个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安排，偶尔也会出现无人值守的空档。

因此，最准确的说法并不是：

“二十四年来一分钟也没有中断。”

而是：

从2002年开始，这场以24小时轮值为主要形式的和平守望，经历疫情、人员变化和无数现实困难，仍然延续到了今天。

真正值得问的，也许并不是二十四年中有没有一个小时空着。

而是：

为什么二十四年以后，他们还会回来？

二十四年的坚持，有时只是“少喝一点水”

从照片上看，值班似乎很简单。

坐在那里，炼功。有人经过，就递上一张传单；有人愿意了解，就和他谈一会儿；有人愿意支持停止迫害，就请他签名。

可是，真正坐上四个小时，人的身体就会提出很多最普通的问题。

其中一个长期困扰值班者的问题，居然是：

厕所。

白天还比较容易解决。附近的餐馆、商店开门，有时可以去麦当劳。

早期，旁边的皇家英国建筑师协会也曾允许法轮功学员借用厕所，后来不再允许。

原因究竟是什么，现在没有足够证据下结论。有学员怀疑是否受到过中国使馆方面的压力，也完全可能只是建筑协会自己的管理规定发生了变化。

但是结果非常现实：

到了深夜，到哪里上厕所？

往往找不到。

怎么办？

少喝水。

不是不渴。

是不敢喝太多。

这样的事情不会写在横幅上。

路人看到的，只是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里。

可是，把所谓“二十四年的坚持”拆开以后，里面往往就是这些非常普通的东西：

冷。

困。

渴。

找不到厕所。

没有公共交通。

接班的人迟到了。

然后问自己：

我现在走不走？

圣诞节没有地铁怎么办？

英国人都知道，圣诞节的伦敦会突然慢下来。

许多商店关门，公共交通大幅减少，有些日子甚至完全停运。

平时从伦敦各处坐地铁、公交车赶到Portland Place的人，突然没有车了。

早些年，高郁冬遇到这种情况，有时索性就留在街头。

一天，两天，有时两三天。

实在累了，就在那个矮矮的小帐篷里暂时躺下来休息。

后来，西方法轮功学员Lilach Hazan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圣诞节公共交通停运之前，提前在大使馆附近找一个临时住处。

没有地铁，那就走过去。

报道也记录了她在圣诞节交通停运期间提前安排附近住宿，以免影响轮值。

二十多年里，类似的问题不断出现。

下雨怎么办？

后来买了大伞。

帐篷和坐垫放在哪里？

做一个柜子。

有人临时不能来怎么办？

其他人补。

没有什么宏大的解决方案。

只是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然后继续。

一个科学家做的木柜

张志毅博士是最早参与这场守望的人之一。

他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报道介绍，他曾在伦敦一所顶尖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在包括《自然》在内的国际学术刊物发表大量论文，并拥有多项专利。

可是Portland Place交给这个科学家的问题，一点也不高科技。

大家需要一个地方放东西。

于是，张志毅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木制储物柜。

帐篷、坐垫、雨衣以及值班需要的其他用品，都可以放进去。

柜子上方还有一个大约40厘米宽、80厘米长的小平台。

这个平台不能坐人。

它真正有意思的用途，是给路人签名。

如果有人看过展板以后，愿意在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就可以在这个小平台上写。

平时，上面也可以暂时放水杯、书籍或者传单。

一个做科研的人，在这里解决的是一个最普通的问题：

下一班来的人，需要什么？

高郁冬建立了最初的轮值方式。

张志毅做了木柜。

后来有人添置大伞。

有人维护展板。

有人补充传单。

再后来，纸上的安排变成了Google Sheet，大家打开手机就能看见哪个时段有人、哪个时段还空着。

工具一直在变。

那件事情却没有变：

总要有人来接下一班。

“请与我比邻而坐”

2004年，张志毅又做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这一次，他没有拿工具，而是拿起了笔。

长期坐在中国大使馆对面的经历，让他和其他参与者产生了一个想法：

怎样才能让路人理解，他们为什么坐在这里？

于是有了一首短诗。

其中最重要的邀请非常简单：

请与我比邻而坐。

张志毅后来回忆，他们希望路人能够坐下来，微闭双眼，在安静中共同呼唤停止杀戮、停止迫害。

这首诗贴出来以后，真的有路人停下来，坐到他们身边。

后来，关贵敏把它演唱成了一首歌——《请与我比邻而坐》。原报道记录了这首诗从伦敦街头产生、后来被谱唱的经过。

这个名字很特别。

因为人们通常想到“抗议”，想到的是愤怒、口号、扩音器、冲突。

可这里最常见的画面，却只是一个人在打坐。

后来又来了一个人。

也坐下来。

有些西方年轻人甚至曾经问他们：为什么不喊？为什么不用更激烈的方法？

早期参与者的回答是，他们反对的是迫害，却不把使馆工作人员或者普通中共党员当作敌人。因为法轮功要求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约束自己的行为。

所以，这场抗议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他们试图用安静表达反对。

为什么一群在公园里炼功的人会遭到镇压？

对于从未接触过法轮功的英国读者，看到这里很自然会问：

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政府会镇压这样一个群体？

时间要拨回1990年代。

1992年，法轮功开始在中国大陆公开传出。

人们阅读《转法轮》，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的言行，同时炼习五套功法。

当时中国正处于气功热中，但法轮功后来传播得特别快。

其中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很多炼习者认为自己的身体发生了明显变化。

有人说多年疾病减轻了。

有人说原来的病症消失了。

一个人觉得受益，就告诉自己的丈夫、妻子、父母、同事和朋友。

老学员免费教新来的人动作，没有学费，也没有会员费。

当时的人把这种传播称为：

“人传人，心传心。”

1998年，北京曾进行一项涉及12,731名法轮功炼习者的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中的自述康复和改善比例非常高。

这里必须说明，这种调查不是今天用于证明一种医疗方法疗效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因此不能把调查数字简单解释成“法轮功能治愈多少百分比的疾病”。

但是，如果我们要理解1990年代为什么那么多人开始炼法轮功，真正重要的是：

大量参与者相信，自己亲身从中受益了。

亲身体验有一种广告很难拥有的传播力量。

母亲觉得身体好了，就告诉女儿。

同事发现一个以前常常生病的人精神越来越好，就会问：

“你最近在做什么？”

于是一个炼功点十几个人，后来几十个人，再后来越来越多。

从1992年到1999年，不过七年。

工人来了，农民来了，知识分子来了，政府干部中有人炼，共产党员中也有人炼。

1999年前究竟有多少法轮功炼习者，不同来源给出的数字差别很大。法轮功方面以及当时一些估计认为，人数达到数千万，甚至有七千万以上的说法。

如果采用较高的估计，这个数字已经与当时中共党员人数相当，甚至可能更多。

一个原本出现在清晨公园里的修炼群体，就这样进入了中国最高权力层的视野。

1999年4月25日，大约一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中南海附近和平上访，希望有一个不受骚扰、能够正常炼功和出版相关书籍的环境。

学员代表与政府方面进行了沟通。

人群随后和平离开。

没有发生暴力冲突。

但对于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而言，一个不由共产党组织、却能够让这么多人自发来到中国最高权力中心附近的民间群体，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意义。

一个更深的问题也由此浮现：

谁有权影响中国人的思想？

法轮功没有军队，没有武器，也没有夺取政权的政治纲领。

修炼者强调的反而是“真、善、忍”，以及遇到矛盾时首先约束自己。

那么，中共为什么仍然把它视为威胁？

法轮功学员认为，法轮功人数迅速增加，而且进入党员、干部及其家庭以后，江泽民把这种不受共产党控制的精神信仰看成了对中共权威的挑战。

关于江泽民本人、妻子王冶坪以及其他中共高层家属是否曾阅读《转法轮》甚至炼过法轮功，后来出现过不少回忆和说法。这些具体细节，如果进入更长的L4，需要逐项核实，不能在这里把它们当作已经完全确定的历史事实。

但有一个问题并不依赖这些细节：

一个政权是否应该控制人的内心？

一个人可以是中国公民，可以在政府机关工作，甚至可以是一名共产党员。

可是下班以后，他去公园炼功；回到家，他读《转法轮》；遇到利益冲突时，他开始用“真、善、忍”衡量自己应该怎样做。

那么，他判断善恶的最终标准来自哪里？

1999年7月，大规模镇压开始。

中国政府后来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并通过国家媒体进行大规模宣传；法轮功方面则完全拒绝这一标签。

后来出版的《九评共产党》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如果一个群体要求人按照“真、善、忍”约束自己，而一个掌握国家权力的组织可以动用宣传、警察、监狱和其他强制力量，要求人放弃自己的信仰，那么——

判断“正”与“邪”的标准，究竟应该由掌握权力的人决定，还是应该存在一个高于权力的道德尺度？

读者当然可以自己判断。

但1999年以后，这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哲学问题。

有人被抓。

有人失去工作。

有人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

大量当事人和人权机构报告了酷刑及其他严重虐待。

也有人逃离中国。

其中一些人，后来来到了英国。

自己已经自由了，为什么还要回来？

李勇就是其中之一。

报道记载，她曾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严重迫害，一度昏迷不醒。

2008年，她来到英国。英国政府批准了她的庇护申请，并提供了基本生活支持。几年以后能够自食其力，她便停止领取政府福利。

可是，她仍然挤出时间来到中国大使馆对面。

这带出了这场守望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

一个人自己已经自由了，为什么还要为别人的不自由付出自己的时间？

罗建阳也是如此。

罗建阳是一名计算流体力学——CFD——科学家，目前在一家国际软件开发公司担任首席技术官和首席科学家，同时还参与英国一家大型中文学校的管理。

他的老板曾经用一句非常夸张、却也非常形象的话评价他：

“罗建阳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就没人能解决。”

这当然不是科学界的正式排名，而是一位老板对核心技术人员的高度评价。

但至少说明：

他的时间并不便宜。

有意思的是，每个星期，他还会抽时间义务派送免费的英国《大纪元时报》。

有时，他开着自己的宝马，把一摞摞报纸装进车里，送到中国超市、中餐馆和其他华人经常出入的地方。

停下车。

搬下报纸。

送进去。

再去下一家。

不认识他的人看到这一幕，常常觉得很诧异：

一个开宝马的人，为什么亲自来送免费报纸？

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个“送报纸的人”，其实是一家国际软件公司的CTO和首席科学家。

如果知道，大概会更加诧异。

所以，当有人怀疑长期在中国大使馆前抗议的法轮功学员是不是拿了什么人的钱时，罗建阳曾经笑着反问：

“以我的工资，谁能请得起我？”

这句话听起来像一个玩笑。

但它后面其实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不是他的时间不值钱。

恰恰因为他的时间值钱，他仍然愿意无偿拿出来，这个选择才值得追问。

罗建阳把这种选择与自己的修炼经历联系在一起。

据他自己讲，修炼法轮功以后，困扰自己多年的胃病好了；在高压力的科研工作中，修炼也帮助他用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困难。

这是他的个人经历，不是本文试图证明的医学结论。

但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法轮功”对他而言不是新闻里的三个字。

它已经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

曾经有一名路过的基督徒问他：

你已经到了英国，可以自由信仰、自由炼功，为什么大冬天还要坐在这里？

罗建阳反问：

历史上的基督徒也曾经遭受严重迫害。如果当初那些基督徒都因为自己暂时安全了，就不再站出来维护自己的信仰，今天又会怎样？

问题于是变了。

它不再只是：

为什么抗议？

而是：

当我已经获得自由以后，那些仍然没有自由的人，与我还有没有关系？

一杯咖啡，一盆白花

二十多年坐在同一个地方，也让许多完全不认识法轮功的人，慢慢成为这场守望的见证者。

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李丽在那里炼功。

一名在中国大使馆门前执勤的英国警察走到附近的咖啡厅，买了两杯热咖啡。

一杯给自己。

另一杯，坚持送给她。

还有一次，Tina一个人值夜班。

一个出租车司机停下来。

他说，自己开车经过这里很多年了，总能看到他们。

那一天，他给她带来了一盆小小的白花。

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坐在这里有些孤单。

让这盆花陪着你吧。

一个警察的一杯咖啡。

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一盆白花。

它们当然没有改变中国政府的政策。

但是，它们说明了一件事：

安静，并不等于没有人看见。

还有一天，当值的法轮功学员暂时离开原来的位置，在附近和人交谈。

一个骑自行车的英国年轻人停了下来。

他发现平时应该有人在的地方空着，于是问：

“今天为什么没有人？是不是迫害结束了？”

如果迫害结束了，他说，他要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的朋友。

如果没有——

那他愿意先留在这里。

等法轮功学员回来以后，他再走。

这个年轻人不在Google Sheet上。

没有人安排他的班。

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法轮功学员。

可是，在他的城市记忆里，这个地方已经形成了一个简单的逻辑：

只要迫害没有结束，这里就应该有人。

所以，当他看到那里空着时，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

迫害是不是结束了？

这有用吗？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躲不过去。

二十四年过去了。

如果迫害仍然没有结束，那么坐在这里到底有没有用？

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

高郁冬曾经说过，他们虽然坐在中国大使馆对面，却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使馆里的人看见。

他们更希望每天从这里经过的人知道：

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她说，他们呼唤的不是简单等待某个政权突然良心发现，而是“人间的正义良知”。

如果这样理解，这场抗议真正面对的就不只是街对面的那栋建筑。

而是每天从这里经过的人。

出租车司机。

警察。

游客。

上班族。

学生。

附近居民。

还有那些二十年前还是孩子、今天已经长大的伦敦人。

有人看一眼就走。

有人拿走一张传单。

有人签下名字。

有人送来咖啡。

有人送来一盆白花。

还有人在发现抗议点暂时没有人的时候停下来问：

“迫害结束了吗？”

也许，一场长期的和平抗议并不是一块石头砸向一扇门。

它更像一粒种子。

掉进谁的心里，什么时候发芽，没有人知道。

二十四年听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可如果把它拆开，它其实只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四小时。

没有任何一个人完成了“二十四年”。

只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四小时交给另一个人。

冷了，站起来炼功。

暖一点，再坐下。

渴了，少喝一点水。

圣诞节没有地铁，就想别的办法。

雨来了，撑伞。

帐篷坏了，修。

展板旧了，换。

传单没有了，补。

接班的人临时来不了，就再多留一会儿。

2002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会做到2026年。

他们只是不断回答同一个问题：

下一班，谁来？

有人打开手机。

看了一眼Google Sheet。

那个时段还空着。

于是，把自己的名字填进去。

这一班，我来。

二十多年前，张志毅和其他参与者把另一个邀请写进了那首诗：

请与我比邻而坐。

它并不是说：

你必须相信我。

也不是说：

你必须同意我关于中国、共产党或者法轮功的全部看法。

它只是邀请一个陌生人停下来几分钟。

坐一坐。

看看街对面。

听听这些人为什么来了。

然后，自己思考。

也许这才是Portland Place这场和平守望二十四年后仍然留下来的东西。

不是一个宏大的口号。

而是两个很简单的选择：

面对排班表，有人说：

“这一班，我来。”

面对一个陌生的路人，他们说：

“如果你愿意，请与我比邻而坐。”

方天亮 · 陪您思考

我们常常以为，坚持是一种很宏大的东西。

一个人咬紧牙关，坚持十年、二十年，永远不倒。

但伦敦这场守望给出的，也许是另一种答案。

没有一个人坚持了二十四年。

有人累的时候，另一个人来了。

有人临时来不了，前一个人就多守一会儿。

有人做了排班表。

有人做了木柜。

有人带来坐垫。

有人补充传单。

一个英国警察送来一杯热咖啡。

一个出租车司机送来一盆小白花。

一个完全不在排班表上的年轻人，看到那里暂时没人，竟然停下来问：

“迫害结束了吗？如果没有，我可以先替你们坐一会儿。”

也许，真正能够持续很久的事情，本来就不是靠一个英雄完成的。

而是许多普通人，在不同的时候说出了同一句话：

我累的时候，你来。

你来不了的时候，我再多守一会儿。

一个四小时，交给下一个四小时。

然后有一天回头看——

二十四年过去了。

他们还在那里。